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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以來，我們的散文寫作處在某種盲目的自信、不自覺的自瘧和無知的敗壞之中──在寫作中，我們更多的關注了散文寫作的形式、語言、題材和物象，而忽略了一些根本的問題。下面將要談到的問題應當是致命的，而其又在散文中長期、大量、霸道地存在著、反複著和高揚著的。令我感到奇怪的是︰這麼多年來，沒有一個人發現和提出。就我本人而言，也是在偶爾之間，在向往甚至崇敬的閱讀當中，突然發現，我才猛然驚醒︰我們的散文中竟然存在著這麼多的非散文因素。 如若僅僅是非散文因素倒也無可厚非──我們永遠都不可能從文章當中剔除那些無關緊要、可有可無的詞句。而散文的非散文因素，它們顯然已經成為了“問題”。它們在文字當中，明顯或者隱藏，自覺或者無知，都在一定程度上消弱著，也毒害著散文寫作。我所要說的第一個問題︰應當是散文中的官僚主義了。這種傳統的根深蒂固的東西一直在我們的散文中出現，據我的閱讀，它們大都彰現在一些老散文家和官僚文人的文字之間。譬如，2003年在《十月》雜誌開辟專欄的河南散文作家鄭彥英，其散文《熊耳考水》中說︰盧氏縣有關領導得知他要去該縣，便派人帶車來接。這是一個明顯的官僚主義特征。我從下面的文字當中沒有讀到相應的羞愧之感，並且獲得了一種理所當然，甚至沾沾自喜，自認為應當和高貴的詞語顏色。這一點，我驀然感到了悲哀──我們的文人是什麼呢？誰可以剔除他們的骨子裡面的陰暗的有毒的部分呢？這種官僚的，傳統士者的思想意識，在文字當中複活，成為一種身價的標榜和身份的象征，這是不是一種悲哀呢？起碼也是散文和散文家的一種腫瘤和惡疾。第二個例子是周濤和他的大部分散文作品，我在翻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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